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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精选
导语：《我们与恶的距离》不仅囊括了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在华语电视剧史上也属罕见。该剧是一部值得媒体人好好欣赏的电视剧。当然，文艺作品只负责提出问题，而要解决问题，仍然需要所有人在现实生活中勇敢前行。这里励志故事网的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三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评，希望你们喜欢。
影评一：作者：Lens
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华语剧，是一个有点陌生的题材：随机杀人。
“随机杀人”，也叫“无差别杀人”，是指没有特定下手目标，随机挑选被害人的杀人事件。这种案件近年来频出。
这部剧叫《我们与恶的距离》，由HBO和台湾公视联合推出。
贾静雯、吴慷仁主演。豆瓣评分9.4。
台湾近年来出了不少回应社会现实的剧集。比如台湾公视和Netflix合作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被称为中文版《黑镜》，带动了民间对家庭与教育的讨论。
舆论对随机杀人案的讨论，通常聚焦于谴责凶手的罪恶，和同情遇害者的不幸。
这部剧则把视角拉到更广，展示了案件发生后，受害人、凶手和辩护律师三个家庭遭受的伤害。而在另一些关系里，受害者却可能是加害人，批判者又是新的施暴者……
在该剧的官方脸书主页上，有不少观众留言说：这部剧会让他们在面对社会案件时，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
01
一场未曾张扬的谋杀案
故事从一则新闻报道开始：杀人犯李晓明被判死刑。
两年前，他闯入一家影院，对观众随机开枪，造成9死12伤。
在这场凶案里，乔安失去了儿子。
乔安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她恨自己当时没有挡在儿子身前。
案发那天，她带儿子去看电影，中途离席打电话，再回去时，儿子已遭不测。
自那以后，乔安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用工作躲避伤痕的办公室里的“暴君”。
凶手家人的生活也被彻底破坏。
原本，李家父母开着一家小面馆过生活，女儿晓文是新闻系优秀学生，即将毕业。
出事后，一家人的身份被媒体曝光。
凶手家人在媒体面前下跪致歉后，受到的拷问
每天都有人去他们家敲窗户砸门。
他们只能关掉小店，搬到农村隐姓埋名，晓文也辍学在家荒度时日。
02
受害人，成了加害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乔安的丈夫和女儿都在渐渐走出悲伤。
但此时，乔安成了他们最大的痛苦来源。
儿子死后，乔安再也没有对家人露出过笑容。
她拒绝从失子的痛苦中走出来，也不允许其他人走出来。
丈夫无法忍受无休止的争吵，搬了出去。
冷冰冰的家庭让女儿渴望从别处寻求温暖。
面对女儿的早恋倾向，乔安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
女儿非常委屈。
在给乔安的母亲节贺卡上，女儿说：
“我知道你不爱我，如果哥哥还在，你应该会比较开心吧。”
她觉得，妈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离世的哥哥……
这部剧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把凶杀案视为一个偶然闯入的罪恶，然后裹挟着不同的人，在人性的旋涡里颠沛流离。
受害人成了加害人，被罪犯夺走儿子的母亲，却可能亲手“失去”女儿。
善良和罪恶，关爱和暴力，一线之隔。
“拍这个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标签。我们没有定义谁是恶、谁是善，想认同谁，由观众自己决定。”
该剧的主创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种想让观众打破“善/恶”刻板印象的努力，在讲述凶手家人故事时更为明显。
03
背负秘密的孤家寡人
在哥哥犯案后，晓文在家虚度了两年。
妈妈不想让晓文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下去，带着晓文去改名“李大芝”。
妈妈以为，有了这层新身份，女儿就可以割断与“杀人犯李晓明”的一切关联，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刚改完名，妈妈就把大芝赶出了家门。
“不要再跟我们联系了，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别人如果问起来，你就说我们都出车祸死了。”
妈妈的初心，当然是为了大芝好，然而却给大芝造成了很大伤害。
大芝在台北遇到了乔安，乔安是她的顶头上司。
与“暴君”乔安朝夕相处，大芝时刻被提醒着，她的哥哥曾干过什么……
她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又不能相信任何新交的朋友。
她常常给母亲发短信，却收不到回复。
她想倾诉为乔安工作的慌乱；
想释放对哥哥将死的恐惧；
还想在母亲节当天，传达对妈妈的爱意。
但发出的信息永远石沉大海，拨出的电话永远无人接听。
她成了偌大都市中，一个背负着巨大秘密的孤家寡人。
她失去了所有的家人，就像母亲编造的谎言那样。
虽然一直躲避，在李晓明被执行死刑后，全家人还是想去殡仪馆见一面，却因此又被媒体围堵上了。
他们再次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中……
就是这样，这部剧在故事主线外，还见缝插针地呈现了媒体追逐流量的夸张表达、对精神病患这类少数群体的污名化、原生家庭的伤害，等等。 信息密度很大。
比如，因为要建收容精神病患的“康复之家”，引发社区居民的不满。
他们担心因此影响小孩的安全，或是导致房产贬值。
而后来，当幼儿园发生了不明缘由的劫持案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指向了“康复之家”的精神病患。
类似的偏见和不宽容，难道不正在滋生和蕴积着恶吗？
一个很有意思的处理是：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每一集，都以网民的评论作为开场。
这些评论里，有理性的反问，也有暴力的攻击，泥石俱下。
04
袒露脆弱后的和解
无论大环境如何，两个家庭先要去弥合他们自己的创伤。
乔安和丈夫还是见了面，在激烈的争吵中突然说起儿子……
她终于把自己的脆弱，暴露在了最亲密的人面前：
原来，两年多来，她一直以为丈夫怨恨她保护儿子不周，此时才发现，其实只是自己的误会。
在凶手家庭那边，在女儿大芝躲起来后，
妈妈也开始后悔当初与她断绝联系的方式——虽然是为了她好，但这种爱的方式，未免太过残忍。
母女重聚后，除了表达对彼此的歉意，
也分享了最后与晓明相处的回忆。
也许，多给他一点陪伴，多听听他的想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但也只能是“也许”了。
妈妈终于摘下了口罩，她决定去向受害者家属们当面道歉，不论能不能被原谅。
05
理想与家庭，不能两全吗？
剧中最意味深长、也最有争议的人物设定，是为凶手辩护的律师王赦。
他有着不被理解的职业理想：长期为随机杀人案犯辩护。
他想借此弄清，一个普通人，是怎么一步步变成穷凶极恶的杀人犯。
他相信，单单依靠死刑，是不能阻止类似案件发生的。只有了解了杀人心理的成因，才能防患于未然。
但在大众眼中，他只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坏律师。
他的家人因此常常遭受陌生人的骚扰，妻子害怕得不行。
女儿也在幼儿园内遭到劫持。
但王赦没太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妻子跟他摊牌，不想再过以前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也不希望王赦再为这些“精神病”辩护。
王赦的执拗有其原因：他的家庭背景，与那些杀人案犯颇为相似。
他3岁时就被母亲丢给孤儿院，与其他没有父母的孩子一起长大。
读中学时，他差点跑去参加帮派火并。
在那次火并中，他的朋友有的死了，有的进了监狱。
他知道，自己离成为一个杀人犯，只有一步之遥。
他相信，没有人生来就是罪犯，每个人都有成为暴徒的可能。
这让他十分坚定地想去探索：
是哪些因素的影响，让一个人从遵纪守法的公民，变成丧心病狂的暴徒。
像他妻子这样的很多人，都不想去了解凶手犯案的动机。
他们只想把凶手抓起来，枪毙了。
可是这样有用吗？还会出现下一个“李晓明”。
王赦的形象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太过理想主义的“圣母”。
但其实，他的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台湾现实中一个“随机杀人案”受害者的母亲。
在群情激愤要处死凶手时，她却不同意。
“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
这位母亲借助媒体问道。她的观点当时在台湾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我们与恶的距离》提供了很多值得思考的议题：善与恶的标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甚至是死刑应否废除……
但这些还不是创作团队最重要的初衷。
导演林君阳说，他要讲的不是“恶”，而是“我们”。他很遗憾，大家的目光都被“恶”吸引了。
编剧吕莳媛也说，她不喜欢这个剧名，一直想找出一个更温柔一点的替代品。她曾想过把剧名改成《巴别塔》，因为担心观众难以理解其深意，最后没有采用
“这个剧名批判性太强。英文译名《The World Between Us》,更贴近我的想法。”
她比较关心的，是那些陷在风暴中心的人，要如何继续生活？
他们是不是可以互相沟通、互相体谅？
是不是可以停止对彼此的伤害？
能不能继续谈梦想，该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哪里？
就像评分所显示的，这部剧受到了广泛的肯定，不少人表示因此思考了很多。
但它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有的观点认为恶是分等级的——这部剧看似是理解人性复杂， 实际上是一种伪善，是对极端恶的纵容。
影评二：
花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台湾的一部十集连续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一面看，一面被强烈触动，这是我这一年以来看过的最好的电视剧了，没有之一。
所以，虽然这部剧并没有信仰的元素，我还是决定写一写，因为信仰两个字，从头到尾，从每一个人物的出现，和每一次绝望的更迭，每一次希望的短暂闪现里，信仰二字都是呼之欲出的，有心的观众都看到了黑暗，越是看到这浓重的黑暗，才更让人向往光明[lizhigushi.com]。黑暗越深重，对光明的渴望越强烈。
这是一部刻画人性的剧，步步紧逼，从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X开始，他因为幼年的经历，心存改变社会的理想，作为一个维权的刑辩律师，他不被理解。人们以为他就是为了为杀人犯脱罪，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是要遏止此类悲剧的发生，在他看来，天赋人权，杀人者也有自己的权利，更何况杀人者的背后动机，未为人知，当他走近那些杀人犯，发现好几个都是精神病患者，他决定联系杀人犯的家属，取得宽恕和和解，以期改变人们的偏见。消解仇恨与戾气，化解人们心中的哀怨和痛苦。
然而，事与愿违。影片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刻画，是杀人犯F的亲妹妹L，L一心与人为善，开朗上进，但由于亲哥哥杀人案，被卷入无边的责难，整个人生和家庭被毁，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遇见了另一位主人公，开奶茶店的同样善良热心的女人w，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她的亲弟弟是一位精神病患，同时也是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人物，颇具才华遭遇不公对待的青年导演H。
这部剧里的人物：媒体新闻副总监A（贾静雯饰演）与先驱报主编B，是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在剧院被杀人犯F随机杀害（拿着自己制造的枪，随机杀害看戏的人），A的妹妹C和妹夫D，一个是精神病患社工，一个是精神科医生。
弱势群体刑辩维权律师X和温柔贤淑的妻子Y也是一对夫妇。X为杀人犯辩护，被人泼粪，他没有妥协，但当他的妻子因为他的缘故意外跌倒流产，他妥协了。
那两集看的我也很绝望，幸好，影片有个明亮的结尾，就是，这位贤淑的妻子说，我爱上的是那个有温度的有正义感的律师老公，然后两人相拥而泣，这是人性里善的那部分。
由剧中人精神科医生D口中说出，精神病患，在台湾百分之三的数据，当时我就想，那么大陆呢，会不会更高？我的朋友圈有800多个好友，他们中，包括我，是否也有某些不正常？全部都是病人，只是有人病的很明显 ，有人病的很不明显。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很触目：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
杀人者的亲妹妹L和被杀丧子的母亲A，对峙的画面实在太精彩。两个人互相反诘，一个人对着另一个人问，谁更有罪？谁才是凶手？没错，杀人的人是凶手，但是媒体，丧失自己的良心底线，一味追求收视率，不顾受害家庭的死活，坚持把对方最后一点生存下去的权利也无情剥夺，这是善吗？扮演母亲的贾静雯一面拍摄受害者家属的新闻，一面眼泪滑落，那一刻精准到秒的戏，实在太精彩。贾静雯在此剧中，演技炸裂，而其他人物角色的演技，都在线上。真是一部难得的良心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让我看到一个畸形的有病的世界，一个需要救赎的世界，导演不得不用心良苦，在自救的部分，展开了大比例的电影刻画和描述，是的，其实，人性本身是善恶相陈的。加尔文主义者说的全然败坏，这里有个误解，这里并不是说，人类没有一息良知。良知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有，只是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就有了罪，良知如灯，忽明忽暗。如《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个就是认识神的裂缝和契机。万物皆有裂缝，幸运的是有光自此处透入。在《我们与恶的距离》此片中，每个人都活得无比努力，像极了我周围打拼的父母，打拼的孩子，没有人能够懒惰度日，连生病都没有办法靠着意志力去痊愈，影片另一个人物导演H,吃了抗精神病的药物的人言语不清，意识不清，无法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他本是一个获奖的有前途的电影导演，他只能在厕所把药片丢掉，之后，病情更加严重，出现幻听和幻觉。这些真实的现场，还原我们的生活，它不断在问，我们认为的好人，真的是好人吗？我们认为的坏蛋，真的是坏蛋吗？杀人者也有权力，他们就是病人，但是受害者家属更有权力，凭什么无辜的人要遭遇杀戮吗？所以，他们的家属也要顶罪，他们要被唾弃，要偿还罪债。
影片直指当下现实，在负面新闻层出不穷的当下，影片也不回避媒体的罪恶，他们忽视当事人的感受，抓大新闻，抓头条，血淋淋的现实，就像人血馒头。这让我审视，谁不是罪人，贾静雯扮演的角色，一面是受害者，一面又在新闻这一职业里，把恶带入，所以，恶，无处不在，罪，无处不在。
就在我着手写这篇剧评的时候，这压抑的一周又开始了，负面的新闻一条接着一条，自媒体更是忙的不亦乐乎，一会儿是两宋闪婚闪离，一会是冰冰与李晨最终分道扬镳，人们开始质疑爱情，但他们忘记，这本来就是当下真实写照，有什么必要为了娱乐圈的分分合合而感到遗憾呢，本来，就是媒体，新闻，经纪公司联手炒作的产物，个人的情感到底真相如何，谁又知道，普通人尚且出现爱情婚姻的危机，更何况充满诱惑的娱乐圈呢？
还有更恶的事儿，一想起这周报道的在美清华高材生章某的被杀内幕详情曝光，杀人者竟然残忍至斯！可是这个杀人犯还是一个仪表堂堂，彬彬有礼的大学助教，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看起来如此温和人品优良举止得体的白人男子，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当他若无其事参加死者章某的葬礼之时，又是怎样的力量让他如此淡定？
善与恶，就这样诡谲地交错着，这是2019年夏天，一个我无力改变任何的晚上，一个有着清洁良心的人都会感到痛楚的晚上，一个平常地不能再平常的晚上。
我写着一部叫《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台湾电视剧剧评，还没有写完，我推荐你们去看一看，不然我在说什么，我把人物用字母ABCD去排列为了方便大家好懂好读的目的，到底有没有达到？还是大家依然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
剧评，影评都很特殊，都需要自己去看，但即使没有看，看到我的文章，大略也感到了压抑。就像这一周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新闻。
影评三：
虽然这些年来，台湾电视剧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台剧每年还是偶有佳作，比如2018年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7年的《花甲男孩转大人》，2016年的《天黑请闭眼》《荼蘼》等。这几天又有一部台剧引发广泛反响，是台湾公视和HBOAsia合作的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的卡司非常强大，由执笔过《谁先爱上他的》《出境事务所》的台湾知名女编剧吕莳媛编剧，暌违小荧幕15年之久的贾静雯、金钟影帝吴慷仁等联袂主演。
更难得的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突破了台剧小清新的风格窠臼，触碰到更深刻的社会议题与人性议题。
一起杀人案的后续风波
该剧根据台湾真实的恶性社会事件改编。李晓明在戏院随意开枪射击，造成9人死亡21人受伤。编剧的视角聚焦于李晓明凶杀案对不同家庭造成的影响与动荡，及其引发的后续风波。所谓的“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仇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在作案现场见谁杀谁的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预谋的，杀人的手段一般也有预谋，只是作案的对象是随机的。
宋乔安（贾静雯 饰）和刘昭国（温升豪 饰）是一对夫妻，在两年前的李晓明案中，他们的儿子被杀害。宋乔安是一家电视台的新闻总裁，儿子被害后，她性情大变，成为职场上公认的“女魔头”；她一回家就酗酒，与丈夫刘昭国的婚姻也陷入危机，对女儿疏于关心，与女儿的关系也非常紧张。
李大芝（陈妤 饰）是杀人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明杀人后，他的家人因为社会压力与自责心理，都堕入深渊。他们开的面店倒闭，父亲整日喝得大醉，用酒精麻痹自己；原本在上大学且有美好前途的李晓文也一蹶不振。母亲不忍看到李晓文也变成废人，“家里要死，死三个人就好了，不能连你也葬在这里”，帮她改名李大芝，并与李大芝断绝联系，让李大芝隐姓埋名重新生活。但李大芝活得小心翼翼，又恰巧成为宋乔安的手下。
全社会都希望尽快处死李晓明，李晓明的辩护律师王赦（吴慷仁 饰）除外。在公众的认知里，为杀人犯做辩护要么为名利要么不是好人，剧集一开始就是以王赦出场被泼粪开始的。实际上，王赦不为名利，他想知晓李晓明的犯罪动机，为什么整个社会没有接住他？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以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不出所料，王赦的做法遭到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包括他的家人。
编剧的野心非常宏大，通过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件，囊括并探讨诸多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议题。比如被害人家属该如何熬过丧亲之痛，该如何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希望？比如杀人凶手的家属是否该接受道德和舆论上的“连坐”，他们可以撇清关系自在生活吗？再如是否要废死，赞成废死者认为死刑不能彻底根除罪恶，但这对于受害者家属是否二次伤害？
杀人犯的家属要承担责任吗？
通过种种社会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后落脚到一个人性议题上：我们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是一种最大的恶，但这种恶是如何滋生的？会否在制造大恶的过程中，我们曾是无意识的帮凶？
恶是分等级的
虽然《我们与恶的距离》口碑极好，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3，题材也完全不同于一般台剧，但它的编剧思路在文艺作品中并不鲜见。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作品《冷血》，就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刻的探索。1959年，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发生一起震惊全美的惨案，农场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杀。不久之后案件告破，凶手是两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绞刑。
卡波特从报纸看到这则新闻，通过走访大量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害家庭的邻居，警方的调查人员，被捕后的凶手等等，用纪实+小说的手法，把丰富的素材组织起来，还原和演绎了一场凶杀案的始末。在他的笔下，读者可以看见杀人魔佩里的另一面，他的一生也是被损害、被碾压、被侮辱的一生，因此他的性格敏感又脆弱、自尊又自卑、善良又残忍。在卡波特同名传记电影里，卡波特如是评价佩里：“我与佩里像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只是有一天佩里从后门出去，而我走了前门。”
换言之，在佩里的身上，卡波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善与恶，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它存在着一个复杂而斑驳的中间地带；那些体现在他人身上的罪恶，与我们的距离也并非遥不可及。这距离也许仅仅就在一念之间，在于我们经历不同、境遇不同，如同你走了前门，他走了后门。
就目前的剧情看，《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超越这一思考。只是编剧非常聪明，她知道如果以此来解读李晓明，会引发社会公愤，因此她以另一个潜在的李晓明——应思悦（曾沛慈 饰）的弟弟应思聪（刘修甫 饰），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社会遭遇来体现人性的斑驳，以及众人是如何将他推往“后门出去”的。比如整个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误解、歧视和排斥，比如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是如何标签化、污名化某些群体的，比如公众在网络上不自知的暴力。
应思聪有精神疾病，他“绑架”幼稚园孩子，为的是拍摄片子，没有恶意。
剧中对媒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严厉的批评
但如果《我们与恶的距离》最终导向的结论，是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无差别杀害’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这场‘无差别杀害’过后的人心”，亦或者“因为我们都有罪恶，原谅恶人也是原谅我们自己”，那么《我们与恶的距离》哪怕评分再高，它也是一部价值立场上高度“伪善”的作品。
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恶，就是无差别杀人这样的恶（无差别杀人者是“一个人的恐怖主义”），哪怕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恶，但他们与杀人李晓明，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恶是分等级，一步的恶与一百步的恶永远不能混淆一谈，就好比闯红绿灯是恶，杀人也是恶，但两者天差地别。不能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某些恶，所以我们就应该理解并宽宥那种杀人的恶。
这看似是理解人性的复杂，实则是让人性的判别标准陷入虚无，是对极端恶的纵容。
当然，这也绝对不是说，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小奸小恶也是可以的。现实生活中太多惨重的悲剧告诉我们：哪怕是再微小的恶意，都是投向湖中的石子，它可能会荡开恶意的涟漪，最终引发风暴。就比如互联网上的一句匿名恶意，看似无关紧要，可千万个这样的恶意堆积，就会摧毁一个人。
要求人们成为“圣人”，也是道德绑架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我们与恶的距离》在刻画人物群像时存在一个特点，加害者及其家属，是正面的、凄惨的；与之相对的，受害者或者被恐惧绑架的普通人，可能是有人格瑕疵或无理的。
比如最近更新的3、4集里，编剧简略回顾了杀人犯李晓明的过去，他聪明安静，是父母眼中的乖儿子，是妹妹眼中的好哥哥；他的家人也因为他过得多惨，多么生不如死……
该剧希望能够引导观众，对加害者及其家属有更多了解，良苦用心。问题在于，加害者都那么像一个“好人”了，那罪恶如何产生？难道是受害者和社会的责任了？是宋乔安代表的媒体断章取义，是王赦妻子代表的公众的恐惧和不理解？
当应思聪到幼儿园“绑架”孩子拍片子，他的确没有恶意，他的姐姐也像天使一样善良。但他没有恶意，幼儿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就该承受几个小时的恐慌吗？
可以试图探索恶的根源和动因，但永远不该模糊恶的始作俑者的主要责任，否则这就是一种伪善。可以探索加害者的冤屈，但无辜受害者的冤屈才是最大的。
因此窃以为，王赦的困境（也是编剧的困境和这部剧的困境）有两个。其一：他试图探索恶的社会性根源，恰恰忽略了恶的主观性——所有恶最终是个体做出来的，个体才是核心。通俗点说，他始终在探索恶人作恶的外因，却忽视了内因。
剧集中李大芝的老师曾对李大芝说，不要让别人知道她的身份，“永远不要挑战人性”。换句话说，你永远不知道人性的底线有多低。不该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将社会制度的所有漏洞都填补上，恶人就会绝迹，恶性杀人就会绝迹。很多人哪怕遭受了同样的恶意，他们也不会将更可怕的恶意对向无辜者——李晓明却这样做了，这是他真正可怕之处。
不去限制加害者的作恶，反倒一味呼吁普通人给他们“爱的供养”，或者让渡权利让他们“改邪归正”，不觉得这种“爱最大”非常乡愿吗？
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根绝恶，所以需要我们生而为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赦的第二个困境是，他对人性乌托邦的执迷，可惜乌托邦存在吗？在通往乌托邦的路上，会否造成新的伤害？
应该承认，王赦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和坚持，非常令人钦佩。他认为只要找到了作恶的动因，就能根绝恶了；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就是美好的人间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践行者。
只是，一方面人性的乌托邦并不存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有成为圣人的道德义务。完善制度、改良社会的目的，也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圣人——这不可能实现，而是让每个人都成为懂得处理自己恶意、能够与自己的恶意和谐共处的人：我们虽有可怕的恶意，但每当它冒出来，我们都能够把它压下。
不要要求公众都成为没有恶意的圣人。公众有权恐慌，有权憎恨，有权不原谅，有权不为所谓的社会大义牺牲个人利益；只要你不违法乱纪，不作恶，就请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爱你所爱，恨你所恨。这才符合真实的人性。
另一方面，通往乌托邦也可能造成新的伤害，甚至滋生出新的恶来。就比如王赦怀胎六甲的妻子天天为他担惊受怕，因为女儿被“绑架”身陷恐慌时，王赦却责怪妻子是在“情绪勒索”。他尽到丈夫的职责了吗？如果因为对乌托邦的向往，要求那些心怀仇恨的人（比如受害者家属）放下仇恨、选择原谅，这是否也非常残忍？
这里插一句，编剧对王赦的刻画并不成功。吴慷仁在采访中曾说：“律师们也告诉我，当他们实际去看犯罪迹证、被害者照片，第一时间都会颤抖。但他们仍然需要去为犯人辩护，那个心境该是多复杂？”很遗憾，观众看不到王赦“复杂”的心境，目前这个角色单薄得像“圣母”。
好的制度涵养好的人性。现在很多时候是，最基本的制度建设还未做好，就一味地高喊口号，提出过高的人性要求，甚至以此来约束大多数人。结果，人性乌托邦没有实现，相反造成新的群体撕裂。就如同王赦是在弥合社会矛盾，还是加剧矛盾？至少这部剧中，我看到的是他造成家庭的矛盾，加剧了受害者家属的痛苦，让社会情绪愈发激愤。这其实就是当前台湾许多议题撕裂的症结所在，这也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掉入的陷阱。
王赦缺乏变通的理想主义，是否也在伤害一些人？是否会滋生出新的恶意？
这部剧虽然引发讨论，但我并不看好它会对台湾撕裂的“废死”议题等有所帮助，因为它太高高在上了，太空大了。它是一部“煽情”的作品——会让观众暂时性地感觉深刻、暂时性地想成为一名圣人，但这种感觉不会长久。因为对普遍人性的弱点缺乏真正的尊重、体认和同情，就不会有真正的建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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